第三，无须对生命形式进行本体论追溯，它也不一定根植于宗教信仰、宗教仪式。最重要的不是界定生命形式到底是什么，生命形式在何种历史时期发生了强烈转变，生命形式在现代性中是否存在另一种面貌等，而是强调它本身就是力量的源泉，这是通过对斯宾诺莎主义的思考与延伸而得出的结论。生命本身蕴含的力量的最终胜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持久的、长期的斗争过程。这场革命需要更好的时机与机遇，因为“日益增长的生命的力量与日益增长的凌驾在生命之上的权力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生命形式的兴起不一定会导致赤裸生命的衰落。今天的风险只是更高。生命获得的力量越多，旨在控制生命的装置就越精巧：生命拥有越多的价值，旨在利用生命的策略就越复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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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David Kishik, Agamben and the Coming Politics (To Imagine a Form of Life, Ⅱ),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p. 107.
②Ibid. , pp. 107-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