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试图通过对中世纪圣方济各会运动中僧侣的共同生活的分析探寻如何逃离现代政治法律机制对生命的捕获与控制，思索如何避免沦为赤裸生命，最终摆脱主权权力与生命权力相一致的陷阱，走出生命政治趋向死亡政治学的逻辑框架。尽管阿甘本对基督教早期隐修制度或圣方济各会的生命与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持这样的立场，努力追求生命与形式的统一，“坚持不懈地接近它的实现”，但是又“一直在错过它”②。圣方济各会最终失败了，没有实现其生命与形式的完全统一，不过这并不会阻碍阿甘本将其视为生命形式的典范，他仍然可以从中汲取力量。
阿甘本的探索似乎说明，中世纪基督教隐修制度存在生命力的逻辑。福柯与奈格里也有过类似研究。虽然最终的目的不一致，但是他们分享了圣方济各会生活方式、存在模式的共同主题，都在一定程度上把圣方济各会的存在模式视为自身理论突破的方向。福柯在晚期关怀自我技术中转向了对主体化的古代模式的思考。他考察了诸种禁欲主义类型，比如对犬儒学派生存模式、生活方式进行思考，试图摆脱对犬儒主义的个人主义诠释方式，转向探寻犬儒主义的生存模式与真理话语之间的关系，以获得一种更好的生活，一种充满朝气的生活。福柯认为，在欧洲历史长河中，犬儒主义生存方式与生活纲要首先被转移到了基督教禁欲主义实践与机制中，并长期存在。换而言之，犬儒生活模式接近于基督教的生活，后者明显体现出前者的规划纲要、行为方式、生活态度等。“圣方济各会修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世纪基督教的犬儒者，他们不名一文，四处漂泊，贫穷，乞食为主。”①
第四章 阿甘本生命形式与潜能的反抗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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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xi
② Ibid. , p. x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