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奈格里与哈特如何在帝国控制的经济全球化境遇中建构诸众的贫穷？他们集中分析圣方济各的贫穷境况，认为：“圣方济各的行乞命令宣扬穷人的美德，既是为反对教会权力的腐败，也是为反对私有财产制度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①贫穷即力量的体现，是反抗压迫的力量体现。众所周知，贫穷是传统政治哲学领域的核心范畴，奈格里与哈特想要展现的是贫穷的力量，是穷人诸众的创造性与潜能。在奈格里与哈特看来，“诸众的贫穷并不意味着苦难、剥夺或者匮乏，而是确立社会主体性的生产，结果就是彻底多元且开放的政治体，这个政治体既反对个人主义又反对排他性、联合起来的拥有财产的社会团体。换句话说，穷人指的不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而是那些无视社会秩序或财产、内嵌在社会生产中的广泛的多样性。”②
穷人的包纳性、开放性、多样性就是他们潜在的力量。这是一种内在性力量，而不是外界强加其上的赋予性力量。必须看到穷人的表达力与行动力，必须给予穷人创构性的分析方式，这也意味着，必须从生产性角度审视诸众的贫穷，诸众与贫穷之间的构成性关系是穷人的本体性力量的展现。因此，穷人“不是社会某一群体的排他性身份，而是不论身份或财产，以杂多性内嵌在社会生产机制中的群体，因为主体性的开放性和多元性而生机勃勃。正是因为穷人诸众的存在，才对财产共和国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①。我们不应只关注穷人群体物质财富的匮乏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附属地位，也应看到他们对财产与身份的拒斥，看到统治者对他们的憎恶与恐惧，即看到穷人的无限革命力量。
第四章 阿甘本生命形式与潜能的反抗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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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3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②同上书，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