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奈格里与哈特看来，巴特比与迈克尔·K的“这种拒绝是解放性政治的开端，但它也仅仅是个开端。拒绝本身是空洞的。巴特比和迈克尔·K或许有着美好的心灵，但他们处于绝对纯净中的存在却挂在一个无底深渊边。他们在逃脱权威的线路上处于完全的孤独之中，他们始终踏在自杀的边缘。从政治角度讲，单纯拒绝(对工作、权威、自愿屈服)只能把人们引向社会自杀。斯宾诺莎说，如果我们仅仅把暴君的头颅从社会躯体上砍下来，我们只能得到社会残缺不全的尸体。我们要做的是创造出新的社会躯体，而这个任务远不能止步于拒绝。我们的逃亡和出逃路线必须是建设性的，必须能创造出实在的替代物。在简单拒绝之后，或者说作为拒绝的一部分，我们更要构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这项工程不会引领我们成为单纯的人，我们会成为人中之人，人性将因集体的智慧和对社会的爱而丰富，而倍增”②。因此，革命主体与解放使命绝不是巴特比或类似之徒所能承受的，因为“他的拒绝如此绝对，以至于自己看起来一片空白，成为没有特性的人，或者用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的话说，仅仅是个人。巴特比的纯粹被动，他对一切具体的拒绝，向我们展现出一个一般存在的形象，一个纯粹的存在，而且仅仅是存在，再无其他。随着故事的发展，他剥落许多，一步步接近赤裸的人性、赤裸的生活、赤裸的存在。最后，他消亡下去，在坟墓'，这所曼哈顿臭名昭著的监狱中化为乌有”①。巴特比最后死于监狱，就是最好的证明。
294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库切的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的人物。
②[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199—20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