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阿甘本将集中营中的历史事实简化为对现代政治发展趋势的预示，将犹太人等视为革命解放力量的脆弱形象，将权力完全简化为毫无生气的压迫等，这种充满悲观气息的生命政治学理论构造一直为批判理论家所诟病与指摘。必须承认，阿甘本在其生命政治学理论构筑中，显而易见的理论缺陷就是试图使死亡的权力与生命的力量同质化，模糊具体化的政治主体的崛起。奈格里与哈特则努力构筑诸众的政治主体形象，认为诸众抵抗帝国统治的行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于资本主义命运而言是毁灭性的。“诸众挥着对立的意志和对解放的欲求，必须奋力穿过帝国，在另一头穿越而出。”①
在奈格里与哈特的政治思想中，诸众承担了摧毁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帝国统治逻辑的任务，成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革命主体，它的主要作用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使命。然而，诸众政治的难题不在于概念与物质内容的鉴定问题，而在于其现实性与实践性问题，诸众政治组织筹划能力和方向的问题，即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按照维尔诺的看法，对于17世纪与后福特主义时代的诸众来说，从本质上看，抵抗权内在于诸众本身。这种抵抗权“不在于夺权’，建立新的国家或垄断新的政治决断，而是保护多样性的经验、非国家的公共空间与创新的生活方式。这一切不是内战，而是抵抗权”②。奈格里与哈特则寄希望于诸众的共同性，认为共同性的生产既能促使内在于帝国统治的诸众主体反抗帝国生命权力的控制，并成为构筑诸众自主性的前提，又是刺激民主诞生的关键，而且诸众的共同性与共产主义社会紧密相连。在奈格里与哈特那里，共同性既指涉人类生活赖以存在的诸种共享的自然资源，又指示在协作、交流、生产等关系网络中形成的语言、知识、理念、情感、符号、信息、社会关系等专属的人类劳动产品与创造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既以对共同性的生产为导向，又以对共同性的剥削为目标。剥削不再集中于劳动组织单独的个体之上，而是蔓延至全球。
326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21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②王晓明、蔡翔主编：《热风学术》第一辑，26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