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社会似乎想要通过对生产资料甚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私有化来消除或者掩盖共同性”①。共同性在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关系中既得到了强化与提升，又会通过将其转化为私有财产或公有财产而遭遇削减与摧毁。这个双重过程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存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合作和共同性核心作用的日益增加，反过来，这就为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提供了工具。资本主义发展建构了另一种社会、生产模式的基础，即共同性的共产主义。”②
必须强调的是，共同性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独有特征，也与马克思所言的“废除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相异。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而是共产主义的共同性”③。在奈格里看来，共同性不仅由废除财产、所有权界定，而且由对共同性的肯定所界定。共同性与所有权相互对立。共同性是公共的又必须是共享的，比如某种创新性理念的共享。在这个共享过程中，理念并不会因为共享而降低价值，反倒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价值。然而，如果共同性作为一种财产而存在的话，就会大大降低生产效率，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共同性界定的共产主义最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而资本主义所有权模式则试图不断地弱化共同性。共产主义的共同性的到来是因为资本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产品以及劳动组织的技术构成发生了深刻改变，即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命政治转向—生命政治生产或非物质劳动生产占据经济霸权地位。
第五章 人类共同体形态结构的政治筹划与理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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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12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② The Idea of Communism, edited by Slavoj Žižek and Costas Douzinas, New York: Verso, 2010, p. 140.
③ Ibid. , p.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