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随处可见，而且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形式。换句话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的劳动范式会遍及生产与再生产领域，也会跨越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全部空间。除此之外，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劳动在挑战帝国统治权威、创造解放力量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蕴含着革命的政治主体的出场。它们内在地孕育着革命的因素，而且这种革命因素能在残酷的统治中找到突破口，进而摧毁压制性统治，赢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奈格里与哈特说道：“非物质劳动在展现其自身的创造性能量中似乎为一种自发和基本的共产主义提供了潜力。”①“生态(命)政治生产的广阔图景让我们最终认识到无产阶级概念的完全的普遍性。”②
总而言之，对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时代下帝国主权统治的全面渗透与控制，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劳动的生产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滋养了政治革命主体的成长，为其解放提供了充分的养料。在奈格里与哈特那里，正是诸众的茁壮成长、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劳动的繁荣发展，保障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降临。不过，虽然不至于落入乌托邦或虚无主义的陷阱，但这也只是理论层面的思想探索，是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美好期待。
(二)共同体的免疫模式
埃斯波西托一直认为，传统西方政治范畴在面对新时代的政治思想时有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因而需要重新塑造、理解政治的术语与内涵，以获得对西方政治思想更加深入的把握。这是他执着于用革新的术语或范畴解读现代社会政治理论问题与危机的基本思路，也意味着埃斯波西托最重要的理论旨趣并不在于创造或生产崭新的范式或理论，而是在解构范畴或理论的基础上生成新的见解，显然，他也不会致力于对具体实践方案的撰写，这是埃斯波西托开展理论研究与探讨的学术特色。埃斯波西托对传统政治思想范畴的进一步质询主要是以免疫范畴为核心，重新建构异于福柯、奈格里、哈特、阿甘本与哈拉维等人的对生命政治的解读。在他看来，在事关生命的政治转变为事关死亡的政治的过程中，依旧能够摆脱死亡的全面笼罩而浮现出一种肯定性生命政治。其间免疫范式与共同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埃斯波西托建构其肯定性生命政治共同体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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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287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②同上书，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