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波西托对共同体的阐述既是为了批判20世纪早期社会政治理论中对共同体性质的描述，更是为了在现代生命政治语境中重新建构以免疫为核心的共同体模式，从而明确当代西方政治所要承担的任务与使命，即使免疫的否定性效果失效。现代政治往往在保护生命过程中以死亡逻辑为驱力，它不但不努力削减死亡，相反，通常以允许、默认或支持的方式让死亡逻辑变得肆无忌惮。众所周知，埃斯波西托的政治哲学基调趋向于肯定性，他的整个生命政治计划也是为了在否定性生命政治中创建一种肯定性生命政治，而免疫性的共同体会成为其阻碍，它会保护、关照内部成员，对外部人员来说则预示着毁灭、破坏。免疫与共同体不可分离。共同体的形成需要免疫机制的运作，免疫机制也依赖于共同体的空间场所。“一个没有任何免疫系统的共同体注定要爆炸。同样，当超出某个阈值时，免疫系统很可能会导致内爆……当它们彼此分离或超越时，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②因此，要将免疫与共同体的力量维持在均势状态中，而不能偏颇于某一方。
埃斯波西托对共同体的解释路径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南希、巴塔耶、布朗肖、阿甘本等人，他们都不是关注共同体中的实体、身份、归属或所有权的问题，而是试图从不同的路径解构政治范畴，建构全新的政治话语。对于埃斯波西托而言，他最显著的特色是从政治领域思考共同性与免疫力量的矛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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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Roberto Esposito, Communitas: The Origin and Destiny of Community, translated by Timothy Campbell,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7.
② Roberto Esposito, Living Thought : The Origins and Actuality of Italian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Zakiya Hanafi,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