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及其变化
阿甘本在生命政治中转向了对“即将来临的共同体”的塑造。这不是一种类似于福柯生命政治治理术中的关照自我的伦理转向，而是带有明显的弥赛亚意味，寄希望于在弥赛亚时间维度中获得最终的解放与救赎。虽然这种共产主义理念设想指向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构，然而却远离了解放政治的政治主体、社会经济架构、资本的有机构成、阶级斗争与冲突等革命性激进政治的有效话语体系，最重要的是，没有科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支撑其对未来社会的展望。这使阿甘本的政治规划不可避免地重归乌托邦理想。
要审视阿甘本对未来世界的初步构想，我们需要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场域中，发现其固有的局限性与狭隘性。从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经典论述经历了从哲学共产主义到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他在批判性地继承与凝结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和思想精华的基础上运用科学方法论深刻地谛视与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与缺陷，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洞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等因素，获得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认识，从而为描绘未来社会图景找到了可靠的理论支撑。这是马克思基于既定的历史环境与社会条件而做出的对人类命运与社会发展的预告。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在资本主义生命政治话语体系的全面笼罩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释路径又会发生何种变化，面临何种挑战？对此，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哈特强调“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命政治转向的一致性与亲近性”，认为“它们都是面向人道的人类生产、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所有一切都处于共同性的背景中”①。这促使我们在资本主义生命政治转向中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
第五章 人类共同体形态结构的政治筹划与理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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