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自救并不是要求人们在现实生活之外寻找能够承担此任务(带来幸福、自由的生活)的政治主体或先验力量，而是立足于自身与现实生活本身，将信念与希望寄托于现实生活与自身，从现实生活中获取自身的自由与幸福。因此，福柯极力拒绝宗教式的拯救模式而偏向于希腊化一罗马时期的哲学意义上的拯救模式。他提出的关怀自身的生存技艺主要建基于对自身以及现实生活本身的肯定与确认，而不是诉诸来自他者的救世主力量或某种事件、奇迹。①
福柯将生命救赎转向了关怀自我的生存技艺的伦理学领域。这种生存美学以回归自我与现实生活为诉求，引导个体努力生成自我的审美生存智慧，旨在带来最终的自由与解放。塑造生存美学的技艺与精神是福柯针对终结生命个体遭遇资本主义诸种权力技术压榨与剥削而提出的伦理策略。阿甘本并没有采纳福柯的策略，而是与巴迪欧类似，选择转向宗教学领域。从阿甘本对神圣人原初形象的追溯、施米特与本雅明例外状态理论的阐释、圣方济各会隐修制度中生命形式的探索等来看，阿甘本在神圣人计划中一直致力于探访宗教哲学领域，这成为其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宗教学知识构成阿甘本政治哲学思想必不可少的部分。更重要的是，阿甘本既试图从宗教领域中获取所需的理论资源与线索，又试图将脱离当代资本主义病理学诊断的结果寄托在宗教神学中，即诉诸弥赛亚救赎方式。①
第五章 人类共同体形态结构的政治筹划与理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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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米歇尔·福柯：《主体解释学》，佘碧平译，188—19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