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格里与哈特认为，阿甘本趋向于末世论的第二个指控，是解放力量的缺乏，没有塑造颠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内在性力量。虽然阿甘本描述了赤裸生命或神圣人的现实存在，但并没有挖掘其具有积极性的至关重要的抵抗潜能，没有赋予其解放政治的使命与义务。西蒙·贝尔曼(SimonBehrman)也认为，抵抗在阿甘本的著作中是缺乏的。阿甘本没有涉及或超越各种主权权力形式的抵抗观念，也没有在激进政治学中表达革命主体规划的任务，更不必说政治主体的具体形象了，而是倾向于促使国王或教皇协助神学家和哲学家践行其理念。在阿甘本主权权力与例外状态逻辑的笼罩下，我们完全没有逃避权力操纵与控制的可能的实践方法。
在这点上，阿甘本确实与其他批判理论家不同。例如，马克思有受剥削、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奈格里与哈特有承担历史解放任务的诸众，巴特勒有展现政治能动性的安提戈涅式的反抗力量，朗西埃有“无分之分”的潜能，巴迪欧有忠诚于“事件”的主体，齐泽克有产生于实在界与象征界的主体等。与此相比，阿甘本没有在政治革命理论中塑造解放政治的革命主体形象，没有展现进行激烈政治斗争与对抗的承载者。哪怕他细致地描述了赤裸生命等处于社会边缘中的个体，也没有从中萃取出类似于马克思无产阶级主体所隐藏的革命潜能。从这个角度来看，阿甘本的激进政治带有明显的被动性与消极性：除了庞大的资本主义机器，并没有涉及明确的敌我矛盾。
阿甘本对神圣人范畴的概述，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当代西方政治统治与剥削造成的毁灭性结果以及警醒世人的忠告，具有提高资本主义危机意识的意义，这是值得称赞的。阿甘本对未来人类存在方式的神圣人预设，也对其他批判理论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齐泽克、巴特勒等人。不过，他们并不是完全依附于神圣人计划，而是在借鉴相关范畴与概念的基础上将其置入自身理论研究领域，从而展现生命政治主张的新变化，演绎全新的解释资本主义政治秩序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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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