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以极权主义性质来反衬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最显著的政治意图即提醒读者：“奥斯维辛的文身看起来无疑是管理被驱逐进集中营的个体最正常也最经济的方式。现在美国强加在进入其领土的个人身上的生命政治的文身，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先兆：它预示着不久之后，我们将被迫接受作为国家装置与机制中的良好公民的正常身份登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反对它。”这种绝望的警告，这种“世界末日式的基调”，既是对西方政治社会制度与秩序的激烈批判，对西方现代政治基本趋势的病理诊断，也是对其他思考西方民主制度思想流派的刺激与启发。
这种末世论语调，尤其是所有公民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都是潜在的神圣人，都将被还原为赤裸生命，世界正面临解体与崩溃的论调，使很大一部分对阿甘本感兴趣的人认为，阿甘本是一个绝对的悲观主义者。对此，阿甘本回应道：“首先，从个人层面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其次，悲观与乐观的概念与思想无关。德波经常引用马克思的一封信，他说：我所生活的社会的绝望处境使我充满希望。’激进的思想总是采取最极端的绝望立场。西蒙娜·薇依(SimoneWeil)说：‘我不喜欢那些心里充满空洞希望的人。’对我来说，思想就是这样：绝望的勇气。这难道不是乐观主义的高度吗？”①因此，在阿甘本那里，讨论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显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思想的表达并不是这种简单的悲观或乐观情绪可以界定的。虽然绝望立场蔓延在思想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未来政治持绝望态度，而是为了在这种绝望中发现新生的希望。
第五章 人类共同体形态结构的政治筹划与理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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