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提出生命政治概念的是瑞典的鲁道夫·契伦，他在《政治学体系与基本问题》中写道：“考虑到生命本身这种典型的张力……我产生了一种想法，即在生物学这门特定的学科之后，把类似于生物学的学科称作生命政治(biopolitics)。在不同社会集团的内战中，人们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为了生存和成长的生命而斗争的残酷性。与此同时，人们也在这些集团内部觉察到了为了生存而展开的强有力的合作。”①契伦第一次使用了生命政治这个概念。显然，这不是福柯及之后的理论家所理解和使用的“生命政治”。契伦生命政治概念首创者的身份，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没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让他驰名的是西方政治地理学中最重要的流派地缘政治学的创建。契伦在很大程度上深受其师拉采尔国家有机体学说与生存空间思想的影响，地缘政治学就是他吸收拉采尔理论，进一步发挥与深化的结果。契伦把国家视为“超个体的生物…同个体一样真实，但在发展的过程中要比个体大得多，强得多”②。在契伦那里，“国家”不是一个政治概念或法律概念，而是从生物学与进化论角度出发的有生命力的有机体，跟人类或动物一样有诞生、成长、发展、消亡的生命历程。受生物法则支配的国家是以生物、环境因素为基础的生命体，如果不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停滞不前或萎靡消亡，就需要增强生命力量，通过强壮的“体魄”来维持自身的竞争力。
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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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udolf Kjelln, Grundri zu einem System der Politik, Leipzig: S. Hirzel Verlag, 1920,pp. 93-94，转引自 ThomasLemke,Biopolitics:An Advanced Introduction,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1，p. 10。也可参见 Roberto Esposito，Bios: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p. 17.
② Thomas Lemke,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