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地缘政治学背景中的生命政治话语被赋予浓厚的生物学色彩，表达了国家阶级与种群之间的生存利益与斗争，而这种矛盾与斗争就是“生命本身的张力”。力量是国家最重要的参考要素，这也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支撑与统治指南。尤其是后来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豪斯霍费尔(KarlHaushofer)大力宣传拉采尔与契伦等人的理论与观点，并使之与纳粹德国的侵略政策、意识形态密切结合，以便为纳粹德国制造理论依据，炮制合法性表象。
莱姆克强烈批判了这种以生物学与自然主义为基础的生命政治论断：“这个基本假设是所有社会、法律、政治的纽带都依赖于一个活生生的整体，这个整体即真实的、永恒的、健康的和有价值的东西的具体体现。对生命’的引用在这里既是一个神话的起点，又是一个规范的准则。而且，它规避了理性的基础或民主的决策。从这个角度来看，只有一种将自身引向生物法则并将其作为指导方针的政治，才可以算作合法的，才能与现实相符。”①这种自然主义式的生命政治隐含了理解后来的生命政治思想的线索。第一，生命政治概念的出现并不以政治制度或法则为依托，而是产生于生物学与进化论的语境之中。也就是说，生物学—而不是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思考模式成为理解生命政治话语的基点。生物学成为对政治或现实唯一的合法描述，生物学的概念与方法成为政治行为最好的解释工具。第二，生命政治学理论与纳粹主义战略思想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是分析与建构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典型倾向。无论是福柯还是阿甘本、埃斯波西托，他们都将国家社会主义的生命政治纳入其分析策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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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Thomas Lemke,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