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在《现代技术纳入医院》的讲座中仔细考察了18世纪末医院开始被视为一种治疗工具而出现的情景，发现医院从此展开了一系列新的实践活动(调查医院、对医院进行系统观察与比较观察)。正是这些崭新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医学研究理论充分表现出医院与现代技术的融合。福柯注意到，18世纪前，医院是作为对穷人的援助机构(分离与排斥机构)运行于社会生活中的，它最初与其说是治病救人的机构，不如说是实施临终关怀的慈善机构，以便患者获得灵魂救赎。在这个时期，医学与医院是两个不同而又分离的领域，现代意义上的医院一医学概念尚未形成。18世纪末，医院空间在目的与效果方面开始被医学化，随后规训权力技术的不断涌入使医院无论是在位置选择还是内部空间分配方面都被注入了广泛的医学化知识，与此同时，医生的权力地位也得到了强化。医生会系统性地记录病人的身体状况，使病人完全处在自己的监控之下。因此，在医院转型过程中，个体逐渐转变为医学知识与实践的干预对象，直至扩展到整个人口层面。
显然，福柯1974年引入生命政治这一术语，重点不在于传达生命政治思想，毕竟他在讲座中只提了一次。相比之下，此时的福柯更加关注医学问题。在对医学问题的探讨上，福柯并不想提出反医学或者抵抗的形式，而是要揭露与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阴险面。但是，生命政治出现在医学话语背景之中，这对于他之后相对系统地阐述生命政治思想非常重要。首先，纵观福柯的著作或讲座集，谈论医学问题的资料相对较多，把医学主题与生命政治结合起来的文献相对较少。此时，医学话语的建构成为生命政治思想重要的一环，尤其是福柯对医学的科学性与效应、医学领域的拓展以及种族主义政策的分析，为阿甘本与埃斯波西托的生命政治学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撑。更重要的是，福柯打开了他们的逻辑视野。其次，医学与政治权力技术的结合使医学权威逐渐在国家、城市、人口中显出绝对的至高性，特别是对环境问题的考虑，使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延伸到都市空间、环境保护等领域。最后，医学主要关注的是个体或集体的健康与卫生状况，这种视角使医学对身体的关注不断微观化与细化，直至将目光直接转向人的纯粹的生物性存在，甚至人的基因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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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