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福柯再一次表达了对18世纪医学的深度思考。他不再强调现代医学是一种社会医学，而是认为现在进入了一个疾病分类政治学的时代。②这个时代的医学强调的是整个人口的健康状态与身体素质，并且呈现出如下特征：儿童的优先地位和家庭的医学化，卫生的优先地位和医学作为社会控制的一个层面所履行的功能。③从内容方面来看，这与他在巴西的讲座区别不大，只是对某些细节性问题做了更加详细的阐述。福柯没有重提生命政治的问题，而是直接声称：“人口的生物学特征成了与经济管理相关的因素，而且有必要在他们周围组织一种装置，这种装置不仅能够确保他们的服从性，而且能确保其效用的持续增长。”④也就是说，医学干预在人的生物性水平上运作，并且需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装置的配合。这不再只是实现彻底的压抑性、控制性的效果，而且需要关注他们带来的积极性。这种表达方式具有浓烈的生命政治思想色彩，此后，福柯开始有意识地讨论生命政治问题。
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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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 84, vol. 3,New York: New Press, 2001, pp. 155-156.
②汪民安编：《什么是批判：福柯文选Ⅱ》，14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③同上书，153—168页。
④ Michel Foucault, Power /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 1977, edited by Colin Gordon, translated by Colin Gordon, Leo Marshall, JohnMepham，and Kate Soper，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0，p. 172. 亦参见汪民安编：《什么是批判：福柯文选Ⅱ》，15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