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基督教与基督教时期，从表面上看，是牧羊人为了整个羊群的发展而不辞辛苦，忙忙碌碌，将羊群放在第一位。但是，正是这种献身与关照让羊群缺失了自我。尤其是基督教的牧领权力对羊群的细节性约束与强制性规定，可能使羊群处于危险境地。福柯提醒，如果“将这两种游戏——城邦—公民游戏和牧人—羊群游戏——结合到我们所谓的现代国家中，结果它就真正变成了恶魔般的社会”①。
随着现代化阶段的到来，这种指向灵魂救赎、服从、真理，充满目的因和人类中心论的牧领权力逐渐被另一主题国家理性取代，而让国家理性在政治权力之中运作的机器是对外的外交一军事部署与对内的治安。这两套权力装置在力量场域之中操纵、分配、重建诸多力量关系，从而保护与维持国家的发展。对外的外交体现的是军事外交力量的目标筹划与特殊运用，旨在宏观层面上维持各国的平衡与均势，缓和冲突与矛盾，以便营造良好的战略环境与国际局势，避免霸权式国家在欧洲出现。对内的治安主要针对的是国内的发展状况，旨在维持国内的政治经济秩序，最大限度地增强国家的力量，确保国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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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汪民安编：《什么是批判：福柯文选Ⅱ》，33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