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福柯想要在生命政治话语之中批判自由主义对人的治理。这种治理术对权力的行使不是在统治权的法律机制中，也不是在规训机制中展开的，而是体现在安全机制的建构中。法律机制以禁止与允许的二元划分为基础，制定法律条文，明确惩罚范围与类型，具有明显的强制性与约束性。规训机制更多是制定制约人的行为规范、准则、标准与模式。这有一种前置性效应，是对可能行为的预先假设。它对个体实行监督与看管，将一切都置于监控之下。安全机制在领域和方法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安全机制倾向于向四处扩展，没有中心性，乃至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与角落。它在乎的并不是每个单独个体的表现与状况，而是在整体层面上进行把控与调整，展现多元性与丰富性。其次，安全机制主要针对整体现象，将社会事件与现象置于概率问题之中，通过各种方法论学科计算出最适合的平均值或平均率。因此，只要事态在掌控范围之中，人们就不会刻意关注细节。以对饥荒与犯罪现象的处理为例，少数个体的饥荒只要不影响全局的发展，或局部地区的犯罪状况没有对整体安全造成威胁，即可任其自由发展。最后，安全机制并不是对任何事情都放任不管。如果某种现象偏离了应有的轨道，安全机制会采取相应的政治策略，有时会提供必要的条件予以支持，从而及时整顿和修正，防止危险的发生。
法律机制、规训机制与安全机制，正如主权权力、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一样，彼此之间并不是势不两立、相互竞争的，也不是时间上的依次更迭。三者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既相互辩证又相互影响。“我们绝对不应该把这个问题理解为：规训社会代替了主权社会，治理社会随之又代替规训社会。绝非如此。实际上有一个统治权一规训一治理的三角，其首要目标是人口，其核心机制是安全配置。”①
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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