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在自由主义框架中论述了生命政治思想之后，并没有展开详尽的阐释，这与他之前的课程计划背道而驰。此后，福柯没再提及生命政治的话题。为何如此？学术界有很多猜想。阿甘本认为：“死亡使福柯没办法再进一步发展生命政治的概念以及开展关于它的研究。”②后期，福柯完全摆脱了对权力政治技术的讨论而转向对自我的治理，即自我的技术。为何要从权力技术转向自我技术？福柯解释道：“我大概已经给予支配性的技术与权力的技术过多的强调了。现在我对如下几个问题的兴趣日益增长：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对个体进行支配的技术问题，以及个体如何对自我施加影响的历史，也就是所谓的自我技术问题。”③福柯认为，人类社会从宏观领域到微观领域，从政治领域到日常生活领域，都处在权力的监控与笼罩之下。如果要抵制、反抗这种权力技术与形式的压榨，我们就必须塑造出反抗权力的主体，而这种主体不是法律、政治上的主体，而是要诉诸个体自身的主体性，关注自我的合理性。这是对逃离权力控制的革命伦理主体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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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法]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9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②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lated by Daniel Heller-Roazen, edited by Werner Hamacher & David E. Wellber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
③汪民安编：《自我技术：福柯文选Ⅲ》，5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