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也含糊地表述过，抵抗存在于权力网络之中。我们无法说出准确的地点，也无法进行明确的表达，因为这些抵抗点分散在权力关系之中。福柯的论证逻辑就是权力技术存在两极：既然存在镇压、控制的一面，就必然存在其对立面，即反抗、抵制权力支配技术的一面。两者统一于权力技术。因此，“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①。这种抵抗力量会得到生命和身体的帮助，尤其是在生命权力的统治下。既然它瞄准的对象是个体与人口的生命，那么抵抗的可能性就必然存在于其中，因为“大家的目标是重新恢复作为人的基本需要和具体本质以及实现其潜能和全部可能性的生命”②。归根结底，对权力技术与关系的抵抗，需要回到对自我的治理。
纵观福柯对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建构，其实会有一种凌乱、重复的感觉。他似乎在反复论证一个核心的主题，且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证，以至于我们分不清楚什么才是福柯真正想要表达的。当然，部分原因是福柯出版的著作大多不是专著而是讲座记录，难免会有重复。从整体上看，福柯主要通过两种路径建构生命政治学理论。其一，权力形式的变化。从主权权力到规训权力再到生命权力的转变，意味着社会形态经历了统治权社会、规训社会、安全社会。其二，国家管理形式的改变，即从权力集中于统治的治理模式到权力撒播一切领域的治理模式。这两种路径虽然都建立在历史性的谱系学分析方法之上，但是，彼此并不是独立存在的。通过生命政治学理论的两种构建方式，福柯想要表达如下几点。
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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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6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②同上书，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