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不是利用政治、经济方式批判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秩序，而是透过权力关系来解构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本质，有意选择不同于他人的批判道路。虽然具有启发性并指明了批判的“方向”，但是这种批判从实践层面来看依旧只是一种认知方式，无法提供具体的革命指导纲领。其次，重新引入对生命的高度重视，甚至以生命为基点，将生命范畴与政治、经济、社会、医学等领域相结合，来审视当前资本主义环境中的人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这又回到了人类存在的本体论话题。对这种根本性主题的探讨，在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有着强劲的生命力。解释世界需要不同的声音，哪怕只是一种悲剧性的回响。最后，福柯对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的区分是混乱的、不清晰的，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生命权力是政体展现政治权威的一种权力形式；生命政治则是一种权力技术，一种知识系统，一门艺术。两者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但是思考的对象都是立足于个体或人口的生命问题。正是这种模糊而又有力的批判理论帮助其他理论家找到了突破口，从而使生命政治学理论不断得到丰富与延伸。
二、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福柯在权力谱系结构中重提生命政治概念，宛如开启了西方激进政治哲学的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我们能看到众多引领生命政治时代的革命思潮与哲学理论，而最璀璨耀眼的是一批意大利思想家。当前意大利有关生命政治话语讨论的氛围，已经明确展现出在逻辑和理论上相互独立的审视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线索，如奈格里与埃斯波西托。奈格里立足于资本主义的时代发展，同时借鉴马克思、福柯、德勒兹等思想大师的经典理论，在赋予生命政治以“事件”特征的基础上分析生命政治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建构起挑战资本主义主权政治的潜在的革命主体。这既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又勾勒出了生命政治生产的内在性和创造性力量，描绘出另一种世界图景。埃斯波西托认为，很多理论家只是一定程度地展现了对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单向延伸，不足以全面把握生命与政治的关系，严重阻碍了生命政治学理论在现代语境中的发展。因此，埃斯波西托力图以免疫逻辑为核心，重构生命政治趋向死亡政治学与肯定性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双重转向。这是一种对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免疫解读模式，更重要的是，这为看待现代世界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现象，以及生命、政治、权力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与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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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