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为事件的法国大革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几点。首先，“除非与一个历史情势相关，否则就没有事件，即便历史情势并不必然产生事件”③。也就是说，事件的发生需要有一个历史情势，即产生于既定的场景之中，又外在于此场景。其次，裂缝问题至关重要。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统治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动摇了欧洲大陆封建秩序的历史连续性，这就是被展现出来的连贯性与将会展现出的不连贯性之间的缝隙溢出。事件的发生脱离原有的历史进程，表现为不连续的存在物。最后，“唯有通过一种解释性介入才能宣称，事件是在情势中被展现出来的，作为一种非存在之存在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降临。”④具有生产性力量的主体必须在忠诚于事件本身的前提下，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回溯性解释。不是展现出单一历史事实或对诸多历史事实进行简单的罗列与堆积，而是介入对无限之多的命名。只有对其整体历史集合的命名才能体现出革命的意义，而其中主体的参与必不可少。简而言之，“我所意味的事件’，是与身体的日常行为和特定情境的正常方式的决裂。你也可以说，我所命名的事件是情势规律的断裂。因此，就重要性而言，事件并不是内在于情势的可能性的实现或变化。一个事件是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创造。事件不仅改变了现实，而且改变了可能性。事件不是处在简单的可能性层面上，而是处在可能的可能性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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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Alain Badiou, Being and Event , translated by Oliver Feltham, Continuum, 2005, p. 180.
② Ibid. , p. 180.
③ Ibid. , p. 179.
④ Ibid. , p. 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