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柏拉图的药》中，论述了药的双重属性，以此解构柏拉图的文字观。从“药”的希腊文pharmakon来看，它本身就蕴含良药与毒药的双重特性。虽然德里达承认药是辩证性的存在物，但是，他还是更倾向于主张：“药是那种撕裂、进入的危险补充，它突破进入所有那些本不欢迎它的事物，撕毁、痛殴、填充和替代，从而被痕迹完成，也就是在不在场的行为中增加自身。”①药是外在之物，在抵达身体之时开始与身体的内在之物斗争。这种他者在试图与自我融合之时，适时地压抑了反抗自我的元素，而这种元素的存在成为身体的潜在威胁。即便药暂时地保卫了身体，治愈了身体，但是身体依旧是危险的存在。与德里达一样，埃斯波西托也认为“药是恶魔”，“但由于它必须受制于自己的逻辑，所以它也是除魔的工具”②。
埃斯波西托深刻意识到了自我免疫性的内爆，看到了药的否定性，但是，从总体上看，他并没有过度强调这种毁灭性的方面，而是在肯定毁灭性的基础上表达对免疫积极性与肯定性的期待。虽然免疫机制预设了共同体或生命个体已经或将要面临某种风险或疾病，但这也暗示了免疫成为一个界限，一个门槛，即对安全与危险、健康与疾病的区分，一定程度上要取决于免疫机制的识别，而这种识别有可能使免疫的双重逻辑变得不可再分，生命与死亡成为模糊的领域。最奇特的例子就是怀孕。“胎儿，以所有正常免疫标准为基础而被编码为他者’，那么母体中的抗体如何能忍受胎儿？”①对于母体来说，胎儿是外来之物，但是母体却能与它和谐共处，直到它诞生。其中的奥妙正在于母体的免疫系统。它不会排斥作为同种异体移植物的胚胎，而是会保护它，促使其正常生长、发育，直至分娩。在这个过程中，母体的免疫系统会产生两种运作模式。“一方面直接指向控制胎儿，另一方面也控制自身。”②简单地说，母体会对胎儿移植物产生排斥，但与此同时，又会产生抑制排斥反应的免疫调节机制，从而实现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间的均衡。埃斯波西托并不是致力于母体与胎儿的免疫遗传学研究，这是生殖医学的任务，他关注的是承载父系特征的“异己”胎儿可以与母体共生的事实，而这一事实说明“差异与斗争并不一定是毁灭性的”③。
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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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acques Derrida, Dissemination,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dditional Notes, by Barbara Johns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ondon: A Thlone Press, 1981, p. 110.
②汪民安、郭晓彦主编：《生产》第9辑，5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