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履行协调和相互约束的职能，首要的可能渠道是通过现代国家五花八门的制度。我在眼前这部著作中之所以没有考察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觉得，若要完整地处理这个有争议的主题，就应当等到仔细地分析了劳动者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之后。不过，之前的篇章也没有完全忽视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它是无所不在的：它既为契约和司法个体的自由提供了保证，又是一种压迫性的权力，打造并维持了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国家要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制定一条底线，也要调节就业的状况。它可以为资本集中提供方便，但在寻找集中与分散的平衡时以便维护资本价值构成的稳定它可能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它会从事一些商品的生产（主要是在建成环境中)，因为个别资本家不能够或不愿意提供这些商品，不论它们作为进一步积累的条件可能有多么紧要。它会用计划的权力来直接塑造资本主义的空间经济，从而甚至可以调节地理上的积聚与分散之间随处可见的张力。通过中央银行的支撑，它在一定品质的货币的供给中扮演了霸权的角色。对国家的财政职能和货币职能所做的考察表明，它在自己管辖的领土上对积累的时间动态和空间动态加以干预的可能性具有宽广的余地。由此，国家体系成了一组具有等级秩序的组织中至关重要的部分—这些组织会把个别劳动与作为抽象劳动来表达的总体联系起来。国家既然占据了这样一个战略地位，而且确实被赋予了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这些终极武器，就会变成阶级联盟在形成时所围绕的核心制度。于是，财政权力和货币权力就被迫要为这样一种联盟服务了。分配安排可以得到改变，对占有的投资可以受到控制，虚拟资本可以被创造出来，价值丧失的倾向也可以由此转变为通货膨胀。国家成了一种核心制度，区域之间的冲突借此才发展起来，每个区域联盟也要以此为基础来为自己寻求“空间修复”。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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