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国家在资本再生产的几乎所有方面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一步讲，政府若要在众多矛盾面前通过干预来保持资本积累的稳定，就必须内化这些矛盾—这是成功的代价。它接受了一项可疑的任务：针对价值丧失来推行必要的苦药。但至于它要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地方做到这一点，它却拥有某种选择权。它可以通过严厉的劳动法、财政约束和货币约束来把代价定位在自己的领土上。或者它可以在世界舞台上通过贸易战争、好斗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寻求外在的解脱，并最终以诉诸军事力量为后盾。价值丧失的终极形式是军事对抗和全球战争。
我们在之前的文本中考察了现代国家的所有这些方面。不过，它们并没有为一种全面的国家理论提供足够的基础。被忽略的要素太多了。劳动者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知识的生产和使用——知识既是生产中的一种物质力量，又是统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一种武器全都必须被整合到论述当中。当我们力图完成这项任务时，两件事情变得明显了。第一，一些制度（比如中央银行）虽然对于资本的再生产是极其根本的，却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是与另一些制度完全分离的后者处理的是劳动者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第二，某种统一必须在不同的制度中占据主导地位，某种平衡必须被找出来，否则社会作为一个正在运转的整体就无法得到再生产。这提出了权力的配置、合法性、民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庞大的、论战性的文献中直接面对了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注意力由此就必须聚集到为了控制国家机器、控制存在于其中的权力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上面。阶级斗争从生产地点转移到了政治舞台上。
资本的限度
449
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