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我们运用这些植根于历史的范畴来打造新的解释，理论就开始了。凭借这种手段，我们并不能期望解释所有东西，甚至不能对单个事件获得充分的理解。这些并不是理论应该处理的任务。我们的目标毋宁说是创造理解的框架、细致的概念工具，以此来掌握在社会转化错综复杂的动态中运作的最有意义的关系。我们可以解释一些普遍的命题：为什么技术变革、组织变革和空间分工在地理上的重组对于资本主义的存活具有社会必要性。我们可以理解内嵌在这些过程当中的矛盾，也可以说明这些矛盾在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危机倾向的历史地理中是如何表现的。我们可以理解新的阶级格局和阶级联盟是如何形成的，还可以理解它们如何能表达为领土格局，又如何能退化为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理论可以给出的正是这些类型的见解。
但是理论倘若无法说明历史或政治实践，肯定就是多余的。更糟糕的是，错误的理论思考—这绝不是资产阶级专有的特权有可能造成误导和神秘化。没有哪个理论家可以宣称自己是无所不知的。在理论的纬线与历史地理的纬线5之间，可感知的联系必定会在某个时刻出现。《资本论》第1卷的说服力恰好源自理论思考的概念工具对历史证据的支持和后者对前者的支持。我们必须不断努力保持并改进的正是这种统一。
不过，这种统一体内部的区别也有自身的地位，只是需要得到恰当的解释。这种区别可以是创造性张力的所在之处，是构造新的见解和理解时的着力点。倘若以不成熟的方式来坚持理论与历史实践的统一，可能就会导致瘫痪和停滞，有时还会导致完全错误的表述。结果，我们要么费力地把难以驯服的历史地理填进了一种由几个简化的范畴来描述的动态当中，要么创造了新的、只在特殊的事件中具有历史根据的范畴，因而它们只能把握表面现象，永远无法把握内在的社会意义。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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