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考察的第二条论述思路采纳了斯密的另一个观点，即租金、工资和利润同时是价值的来源和收益的来源。这最终导致了一种观念：租金、工资和利润在分配中的份额仅仅反映了土地、劳动和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说资本是价值的来源、土地是租金的来源，乃至劳动是工资的来源，那么这种观念相当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做了一种极不寻常的拜物教的叙述“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外表上表现出来的存在，它同潜在的联系以及中介环节是分离的”。马克思严厉地斥责了他一贯所说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他很少有更加严厉的时候。假如认为租金是以某种方式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那么这种观念无非是“一种没有想象力的虚构方式，是庸人的宗教”3，是把现实描述为“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4（《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453—540页；《资本论》第3卷，第48章)。
这种观点的“庸俗性”与其说源于单纯的错误，不如说源于对概念的刻意炮制，目的是为统治阶级辩护（马克思毫无疑问从来不认为亚当·斯密有这种动机)。一旦将土地、劳动和资本作为独立的、仿佛自主的生产要素分离开来，对于统治阶级就会产生双重好处，因为这让他们得以宣称“他们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同时也完全压抑了剥削的概念，因为生产行为原则上可以被描述成单独的、独立的生产要素的和谐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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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限度
100
① 见斯拉法（1960)；斯蒂德曼（1977）是新李嘉图主义立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罗索恩（1980）则是他的主要反对者之一。法恩与哈里斯（1979）为这场辩论做了很好的概述（在他们反击新李嘉图主义时)，而多布（1975—1976）在去世前不久发出了一次有些不耐烦的呼吁，要求双方加强相互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