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首先说明的是，与理解社会关系相比，马克思对数额是不太关注的。但他的确在分配的某些量的方面顽强地努力过，《资本论》中无数数值计算的例子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不幸的是，正如为他做编辑的恩格斯所评论的那样，“马克思虽然精通代数，但他对数字计算……还不太熟练”4（《资本论》第2卷，第284页)。他的诸多数学错误让他的许多批判者，特别是一些实证主义者——他们的看法是：倘若一种社会关系不能被精确地量化，我们关于它就说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得以在马克思对分配的实践方面和量的方面的讨论中敲开诸多漏洞，这些漏洞加在一起就可以被用来使马克思所说的利润的起源本身名誉扫地。
于是，在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周围出现了一场漫长而杂乱的论战。毋庸置疑，这场论战涉及了相当有分量、有力道的问题。然而，困难在于在这场论战的前沿它在细节方面无可避免地是由计量问题和数学问题支配的—保持马克思对社会意义和历史起源的关注。这项任务还遇到了一个更大的困难：我们要有精致的数学技巧才能评价人们提出的各种数学“证明”，它们要证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在探讨生产和分配时完全是前后矛盾的，或者并非如此。
在这个方面，森岛与凯特福雷斯（Catephores）（1978）最近的著作十分有趣。他们指出，劳动价值理论直到最近为止都是单纯用一个联立方程的体系来表述的。森岛曾经用这样一条思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在遇到一系列问题时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并由此总结说它应该被抛弃—这个提议不出意外地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引起了不和善的回应。在他们的新作中，森岛与凯特福雷斯则证明了如果用线性不等式组来表述价值理论，大多数问题就会消失。这使得他们收回了先前的提议，即“把价值的概念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中去掉”①。
资本的限度
论并不涉及租金和利息这两个分配范畴—来解释利润的起源。但用剩余价值来说明利润的起源是一回事—推而广之，利润起源于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而确定利润的数额，并找出把社会总产品的划分固定下来的规则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种划分包括工资、产业资本的利润、租金、利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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