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就个人的工资率、工资结构和契约条款而言，在一个据说是“自由的”市场上关于工资契约的讨价还价可以产生无限多样的结果。但是马克思追随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注意到了工资倾向于在某种社会平均水平附近徘徊，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叫作“自然价格”。于是，问题就在于解释这个自然价格是如何得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为这个问题找到了多种答案。马克思的焦点是实际工资，而不是名义工资。这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整个过程的下一步，即从工资到商品的转变。
作为货币持有者，劳动者可以自由地购买他们愿意购买的东西，而且他们必须被看作拥有自主的口味和偏好的消费者。我们不应该轻视这一点（《大纲》，第283页）。劳动者可以做出选择，也的确做出了选择，而且他们做出选择的方式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情境是经常出现的。即使他们受到制约，只能以资本家规定的价格来购买资本家准备出售的商品—这种情况也很常见—市场上的自由选择的错觉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这种错觉带来了一片肥沃的土壤，上面生长着消费者主权理论和对贫困的那个特定的解释，即明目张胆地把贫困归咎于受害者，认为他们没能为自己的存活进行恰当的预算。除此之外，这里也为各种次级的剥削形式（例如地主、零售商、储蓄机构）提供了大量存在的机会，这可能又会使人注意不到生产中的剥削，而这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剥削的核心形式。
第2章生产与分配
① 这种现象在许多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经常被观察到，但也可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被识别出来自1950年以来，我们在美国目睹了一场已婚女性加入劳动大军的强有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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