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个宏大的表述差不多可以算作一个意味着一切的，从而没有意义的东西：除非我们把它拉回地面，考察一下生活水平、劳动力的价值以及可变资本在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实际上是通过何种历史过程来调节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为这个主题给出了诸多假设，马克思要么予以拒斥，要么把它们重新打造成了他本人特有的分配理论的一部分。我们将依次考察四个主要的假设。
（1）生存工资
马克思有时被描述成一个关于生存工资的理论家。①没有什么比这更加背离事实的了。他强烈反对拉萨尔关于所谓“铁的”工资“规律”的学说2¹，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拒绝认为工资是不可动摇地由劳动者的纯粹生理上的再生产的需要所约束的。作为过程的资本远远比这更为灵活、更有适应能力。
资本的限度
①马克思对拉萨尔的论点的谴责可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找到。罗斯多尔斯基（1977，第295—297页）评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存工资理论，而鲍莫尔（1976）批评了马雷克（Maarek）（1979）等人，因为他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无中生有地找到了“铁的工资规律”的痕迹。然而，鲍莫尔持有一个非常古怪的立场：“不论我们是否想要认为工资的价值偏离了劳动力的价值，这都只是一个语义学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按照生理性的生存来界定劳动力的价值，也可以将它解释成一个极端灵活的量。”我认为，一个灵活的价值概念对于马克思的整个论述是根本性的，这远远不是一个“语义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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