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拒绝认为这样一种可能性是一项长期的主张，因为它无法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不难举出他的理由。与分配相关的斗争毕竟是在市场上发生的。对马克思来说，关键的关系却在生产中—这里才是剩余价值的起源。倘若把劳动在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解释成资本与劳动在市场上的纯粹权力关系的产物，那就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抽象。所以，马克思降低了与分配份额相关的阶级斗争的地位，认为它只是达到均衡的手段；这个地位与供给和需求的地位相当类似。例如在产业周期的进程中，劳工的权力在上行区间得到了加强，从而使工资超过了价值，但这只是补偿了工资的下降，因为工资在随后发生的萧条中会低于价值。权力关系的变化有可能使得工资在自然价格—这反映了劳动力的根本价值—附近波动。倘若劳工组织很强大，因而工资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高于价值，那么这只是因为资本积累没有受到妨碍。因此，马克思明确地告诫工人“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效果”，也“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不可避免的、因资本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不断引起的游击式的搏斗”。与“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相反，他们“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30(《工资，价格和利润》，第78页)
阶级斗争在这里起到了正反两面的作用。一方面，它有助于维持某种尊严感，并击退资本家惯于施加在雇佣对象身上的较为粗鲁的暴力形式。在阶级斗争所构成的基础上还会发生另一种斗争：既然劳工的生活水平是由一组使用价值构成的，那么这组使用价值是如何界定的（例如，其中包括的是医保，还是对军事保护的强制消费）？这些斗争的焦点是使用价值的领域、人类需要的领域，从而可以构成真正的革命运动的基础，这种运动的目标是废除以终极的不合理性为积累而积累—为基础的体系。但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进行的与实际工资相关的斗争只能用来确保劳动力的交易价格就是它的价值，或者接近它的价值。这种价值也许可以通过阶级斗争的过程来达到，但这绝不是说它仅仅反映了资本与劳动在市场上的相对权力。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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