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 严格界定的条件下是有可能解决的。于是，问题就变成了识别出求解的条件，并说明这些条件的正当性。
形式上的数学问题却出现了，因为按照联立方程的思路，有必要在价值的结构和生产价格的结构中间使某些量保持不变，否则就无法求解。由于马克思本人认为生产价格的总和应该等于价值的总和，而且总的剩余价值必须等于利润的总和，所以选择这两者作为不变量是最常见的。麻烦的是，在这种特定的数学表述中，这两个条件是无法同时成立的。于是，人们又提出了一大堆不同的数学解法，每种解法都使用了不同的不变性条件。①
这使得萨缪尔森（1977）认为，由于选择一种不变量、抛开另一种不变量并没有逻辑上的理由，所以马克思所说的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根本不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数学转化，而是单纯抹掉一组数字、用另一组数字来替换的过程。《资本论》第3卷对生产价格的分析与第1卷所提出的价值理论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所以，后者要么被看作一篇形而上学论文，要么是在通向第3卷的更为根本的价格理论的途中顺道做了“一次无关紧要的迁回”。由于价格理论自马克思的时代以来已经被“革命化”了（主要是通过边际主义“革命”，这是当代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基础)，所以就马克思对价格理论的贡献而言，他可以被丢进历史书，做一名“李嘉图的后学小辈”。萨缪尔森就是这样与马克思主义的幽灵格斗的。
对萨缪尔森进行回应的一种思路是接受他在数学上的贡献，然后认为他虽然也许是“一名一流的数理经济学家”，却是一名“糟糕的政治经济学家”。因此，莱布曼（Laibman）（1973一
资本的限度
134
① 斯威齐（1968）描述了博特基维茨的解法，莱布曼（Laibman)(19731974）则评论了多种数学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