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把剥削率选作不变量，他的依据是阶级斗争以及资本与劳动的社会张力是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定性的标志。尽管后一点也许是真实的，但他的做法意味着工资与利润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平衡是唯独由阶级斗争决定的—我们之前否认了这个命题。为了克服萨缪尔森的反对意见，他付出了过高的代价。
第二种捍卫的思路要求将转化问题当作一个历史问题。按照这种解释，在独立的生产者—他们并不服从资本的规则相互进行简单的商品交换的状况下，商品确实是按照价值来交换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价值关系遭到了掩盖，最终被掩埋在生产价格下面了。这种解释在马克思的一处评论中找到了一些正当性：“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因此，“把商品价值看作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历史上先于生产价格，是完全恰当的”45（《资本论》第3卷，第177页）。恩格斯感到，“如果马克思来得及把这个第三册再整理一遍，他毫无疑问会把这段话大大加以发挥”4⁶（《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于是，恩格斯着手替马克思阐发这个观点，并在他为《资本论》（第3卷）写的“增补”中针对转化问题撰写了一个冗长的历史学版本。从此，几种较为节制的版本就得到了R.L.米克（1977，第7章）等作者的推崇。
尽管通过诉诸历史来解决逻辑上的两难听上去非常像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但这种历史学的思路有两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注意到，这种描述完全背离了我们之前提出的论点，即价值离开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无法得到充分的确立。价值理论与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个观点与上述思路是矛盾的。进一步讲，正如森岛与凯特福雷斯（Catephores）（1978）极为详细地记录的那样，马克思的整个思路表明他“在劳动价值理论中寻求的不是对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抽象描述，仿佛可以从中以发生学的方式推导出发达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寻求的是让他得以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追根问底的理论工具”。因此，转化问题的历史学版本—即使是一些更有分寸、更为精巧的演绎必须被拒斥。①
第2章一生产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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