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还被当成了现代增长理论的先驱。这里的传承追溯起来十分有趣。一名在20世纪20年代活动的苏联经济学家费尔德曼（Feldman）试图阐发《资本论》第2卷所包含的社会再生产模型（正是这些模型使卢森堡烦恼不已）。他提出了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在某些方面预言了哈罗德（Harrod）和多马（Domar）在多年后得出的结论。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在李嘉图主义对生产的强调与凯恩斯主义对需求的强调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间路线。多马坦率地承认了费尔德曼对他的恩惠，并强调了自己的目的是通过探寻“资本积累对短期投资、利润率、收入水平和就业水平的影响”来解决马克思和凯恩斯遗留下来的两难。他还试图证明，“存在一定的收入增长率不论对收人的界定多么模糊—只要达到了这个增长率，就不会导致利润率的降低、投资机会的稀缺、长期的失业和其他类似的灾祸……而且就我们现在的判断来说，这个增长率并没有超出我们在物质上的可能性”。这种平衡增长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动态均衡—并不意味着它在实践中可以自动达到，所以哈罗德和多马都以均衡的概念为基础来理解资本主义的慢性的不稳定性这也很像马克思的做法。 ②
资本的限度
① 凯恩斯（1936）只是顺便提了一下马克思，但是马克思对卡莱茨基（1971）和罗宾逊（1967；1968）的直接影响要大得多。关于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之间的关系，参见杜梅尼尔(Duménil)(1977)、法恩（1980)、马提克(Mattick）(1969)和都留（Tsuru)(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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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奥萨恰娅(Osadchaya)(1974）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对多马的引用是从她那里来的)，但还可以参见布劳格（Blaug)(1978)、埃里奇（Erlich)(1978)、屈内（Kühne)(1979）和克莱勒（Krelle)(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