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转时间短于必要周转时间的公司将获得超额利润，即额外的相对剩余价值。因此，为了加快周转时间，很可能会有相互竞争的斗争。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其他一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更快的周转时间会产生更高的年度利润率。周转时间可以通过诸多手段来减少，其中之一要求把生产过程分割为多个独立的阶段，并由独立的公司来掌控。我们已经看到，由此带来的动力是在生产体系中创造更强的“迂回性”(roundaboutness)。因此，与生产的不断拆分相联系的利润下降可能会被与更快的周转时间相联系的利润上升所压倒。这两种对立的倾向之间多半有一个与稳定的利润率相一致的均衡点。
然而，只要更加仔细地观察社会必要周转时间的概念，就会发现我们正在用它来涵盖众多复杂情况，但我们不应当漫不经心地把这些情况掩埋起来。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各个要素即使在公司内部也是以不同的速度来周转的，而不同部门的平均周转速度很可能有相当悬殊的差别。被封锁在水电工程中的资本也许要花几十年来周转，而在制衣工业设立一家血汗工厂所花费的资本也许过几天就能回收。差别如此悬殊的周转时间如何能被还原为某种共同的准绳，让我们能够比较利润率？
为这个问题找出答案是很关键的，就像对抽象劳动的解释—它如何成了一条准绳，借此可以评价不同形式的具体劳动十分关键一样。假如周转时间没有共同的尺度，就不可能有利润率的平均化，因为没有一条标准可以决定利润率是比平均水平更高还是更低，乃至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不断地提示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却未能坚持到底并得出最后的结论；这个解决方案是：信用体系所提供的机制可以将不同的周转时间还原为共同的基础，而这个“共同的基础”就是利率。商品的市场交换有助于把不同的具体劳动还原为抽象劳动这个公分母，而环绕在货币本身周围的市场过程（特别是货币市场中的叫作资本市场的部分）也以同样的方式把不同的具体生产过程—它们关于时间有具体的、往往极具特色的要求—还原为标准的社会必要周转时间。
下——这些条件在当时具有主导地位——在一个特殊的部门中周转指定数量的资本所花费的平均时间”。
第6章积累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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