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而言，他的焦点主要是资本的一种超乎寻常的能力：它可以适应它所处的各种不同情境—这些情境包含了“自然的”和“人性的”巨大的多样性。例如，资本的机动性、厂房的关闭、“工厂外逃”（runaway shops)，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作减少尽管会带来威胁，却又是对劳工加以规训的强大力量。资本的这些适应性并不是没有代价和内在矛盾，但从长期来看，马克思的预言是工人的反抗必定会在这些巨大的适应能力面前屈服。在这一切背后进行引导的力量则是利润率在竞争中平均化的倾向。在某处发生了高贵的背水一战，在另一处则出现了特定的反抗—这些斗争也许对于理解世界资本主义的不平均发展十分重要（例如，为什么英国的工业落后于其他国家)，但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所具有的广阔范围来评判，它们就逐渐丧失了意义、变得无关紧要了。
恰好就资本的一般的适应能力而言，特别是就竞争过程而言，马克思的批判者陷入了最可怕的纠纷。一方面，弗里德曼、埃尔鲍姆等人似乎想要否认竞争对于生产力的持续革命是一种有效的指导命令，以便用生产中的阶级斗争来取代它。①他们仿佛在以最有教益的方式走入劳动过程之后，就忘记了外面的整个世界：竞争性的定价、减少投资和再投资、货币资本的机动性等等。马克思把这些描述为交换中的价值规律与生产中的价值规律彼此之间的规训作用，而这一点完全被忽视了。布洛维自己虽然大量谈论了车间斗争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意义，却被迫重新提到竞争，以便解释这些斗争本身为什么没有给劳动过程带来变化。这样一来，他就提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经常隐含在其他这类著作中：“阶级斗争不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而是它的救世主。”（1979，第178—179、195页）
资本的限度
① 埃尔鲍姆等（1979，第228一229页）认为，竞争分割了资本家，从而制约了资本家用新技术来对工人的力量进行削弱的能力。我们在后面第3节会讨论关系到技术变革，竞争与阶级斗争是如何相互交错的。(We take up the manner inwhich competition and class struggle intersect in relation to technological changein section III bel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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