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所面临的障碍。它们被用来使变革的步伐保持在资本认为合理的边界之内，因而有助于使一种原本不稳定的，从而十分危险的过程变得均衡。一旦走到极端，这些障碍就充当了资本积累本身所面临的障碍，因而必须被克服，否则资本主义就无法存活。技术变革的道路从来不是完全平坦的，但是调节它的力量必须具有相当精致的平衡，否则就无法确保资本积累的平稳延续。
如果我们在这幅图景中引入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使这样一种精致的平衡得到维持的一些机制就会变得更为明显。我们已经看到，劳动力的价值倘若从物质性的角度被设定为一种不变的生活水平，就会随着雇佣劳动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但起反作用的力量也会设法确保劳工在生产出来的总价值中获得一个“均衡份额”。倘若劳工的所得大于它的份额，工资也超过了价值，从而威胁到了资本积累，那么引进技术的压力—这些技术可以节省劳动力并引起失业就会加重。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可以压低工资，并抑制劳动在资本面前的力量，因而在面对劳动供给不断变化的状况时，这就成了确保持续积累的关键手法。技术同样可以在车间里或在谈判桌上被用来削弱有组织的劳工力量。马克思认为：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例如，蒸汽机“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实际上，“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资本论》第1卷，第435—436页)。资本主义竞争的动力似乎再次指向了对劳工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完全摧毁。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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