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一切也许听上去非常抽象，但关于权力的空间性和对空间的掌控在阶级斗争中作为一种生产力和一种政治资产，借助一种时空透镜来阅读马克思其实是很有启发性的。例如，《共产党宣言》说明了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凭借一种地理战略来掌权的，这种战略用贸易和机动性（它们运行在相对的时空中）打破了基于土地的封建权力的绝对空间。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虽然现在只是衍生的资本形式，却出现在生产资本这种首要的现代资本形式之前，原因恰好在于它们更好地掌控了空间（《资本论》第1卷，第165页）。货币形式的兴起总是紧密依赖于历史的和地理的运动与联系。货币源自时空世界的持续内化，它的流通创造了这个世界，它的估值也发生在这个世界中。空间经济处于无休止的动荡和流动当中；假如没有这种空间经济中的信用、信托和贸易联络，货币，即资本的首要计算尺度，就什么也不是。当代著作表明，早在货币形式和由它代表的价值兴起之前，信用和作为社会关系的信托也许就已经出现了。进一步讲，资产阶级的权力总是关系到世界市场中的地缘政治的定位，而且在这里我们可以毫不意外地发现，帝国主义的支配形式在资本主义兴起时起到了塑形的作用，尽管资本主义彻底重塑了帝国主义实践的本质伍德（Wood）最近论证了这一点①]。例如，马克思在描述了货币如何必定会冲破一切时间的和空间的壁垒之后，立刻提到了危机的可能性在危机中，“商品内在的对立和矛盾显示出来了”（《资本论》第1卷，第114页）13。这意味着危机并不存在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时空性之外。在过去40年间，当代的金融资本已经在信息技术的辅助下彻底重塑了时空性，还因此扰乱了资本流通的其他形式，也扰乱了日常生活。通过加快速度和外商直接投资（这里只提两种近期明显在起作用的力量）来打破现有时空形式的刚性也成了危机的一个关键方面。例如，东亚和东南亚在1997—1998年的困境同时空性的变化有很大关系。我要强调的是，《限度》在理解危机的形成过程时虽然分了三“块”，但它们必须被解读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中的既可以相互区分，却又一同存在的环节。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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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llen Meiksins Wood, Empire of Capital, London, Verso.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