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限度》时，我当然免不了要面对一个问题：如何解释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1975—1977年的所谓纽约财政危机非常戏剧性地把城市与全局结合起来了；凭借后见之明，我现在把这场危机解释为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和阶级权力的恢复所打出的关键的第一枪。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有争议的问题至今仍旧是如何理解危机的形成。不仅在这一点上有多个不同的思想流派，而且解释上的差别长久以来都为不同的政治战略提供了支持。
马克思坚持认为，我们应该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的内在动态来理解危机。这导致他淡化了环境约束或人口约束的根本地位—在许多人眼中，这是错误的。在马克思的时代，这些约束的主要表达方式是李嘉图式的农业回报下降或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动态。马克思对两者都有尖锐的批判。（他批判李嘉图说：“在危机面前，他就逃到有机化学中去了。”4）在最近大约30年间，在马克思主义的同道中出现了一批可观的文献，它们认为我们无法维护，也不应该维护马克思在这一点上的立场。许多左翼人士现在都认为，正是环境危机界定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我们的政治活动也应该做出相应的变革参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等]。我不赞同那种立场，特别不赞同那种真伪难辨的关于“自然的终结”或某种“环境崩溃”的措辞。然而，我确实也极其严肃地看待环境问题，例如臭氧洞和全球变暖、栖息地的破坏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资源枯竭、森林的砍伐和沙漠化、流行病和生态灾难的可能性等等。租金的作用和对自然的估值需要重新成为分析的核心。我同样非常明白环境公正的问题对当代政治具有深刻的意义。我也未曾忽视人口动态的问题。我严肃地对待所有这些问题，正如我严肃地对待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状况和争斗，这些状况和争斗不仅产生了，而且持续巩固了贸易战争、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军事冲突。
2006年唯首出版社（Verso）版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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