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倘若拒绝面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拒绝把它作为我们的问题的关键，就会错失一些重要的东西。我比25年前更加坚信，一种避开了核心矛盾的政治活动永远只能对付征候。有人企图把对政治经济矛盾的理解从我们的眼界中移走(乃至把资本主义的概念移走)，我完全拒斥他们的政治主张。如果说首要矛盾是在危机的进程中被揭示出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那么我们只有转向危机理论，才能弄明白我们在政治上要奉行怎样的长期战略。
我在第6章考察了关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三大思想流派。第一个流派通常被描述为“利润缩减”理论，它认为劳工组织和劳工的稀缺会驱使资本积累的速度下降，以至于使资本家阶级，从而使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面临危机（在当前的局势下固然没有这个问题，但在20世纪70年代是有这种迹象的)。第二个流派将有效需求的缺乏或“消费不足”看作问题的关键，因为资本家会不断投资，而工人所消费的价值按其定义就少于他们生产的价值。马尔萨斯把对外贸易和“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视为对有效需求问题的解答，卢森堡则认为帝国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社会有组织的劫掠是唯一的选择。关于消费不足的理论在资产阶级那边对应于凯恩斯主义理论。诸多马克思主义一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流派把国家的财政管理和货币管理看作问题的答案。尽管消费不足在20世纪30年代似乎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20世纪70年代并没有很多这样的迹象。关于利润率下降的理论则立足于一种观点：资本家争相寻求可以节省劳动的创新，结果将活劳动（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一切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源头）从生产中移走了。如果其他事情（例如劳动力的受剥削率）保持不变，这就会产生利润率下降的持久趋势。马克思本人为这个理论附加了许多告诫、限制条件和补偿情况（见第6章），所以我们很难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危机理论来加以维护，尽管它的确聚焦于一个关键问题，即技术变革的潜在后果是使资本主义的动态失去稳定。我的结论是：这些理论都揭示了资本主义矛盾动态的某些重要方面，却也都是些其他东西在表面上的显现。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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