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规律固然是社会的产物，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确保了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会委身于这条规律的各种后果，而且必定会持续不断地力图使这条规律的运行臻于完善。这意味着组织变革也应当通过这样一种过程来解释。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作为假设予以接受，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解释资本主义之下的组织结构明显而深远的变化如何有助于使价值规律的运行变得完善。恩格斯大概正是怀着这种精神才会认为，19世纪显著的组织变革是由增进剩余价值的生产这种欲望所推动的。
但既然组织形式从竞争过渡到了垄断，又过渡到了国家垄断，这看起来就肯定代表了一种从竞争的“权威”中摆脱出来的运动，因而代表了一种从价值规律的调节力量中摆脱出来的运动。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得出了这样一种结论。例如，巴兰与斯威齐认为：
我们不能满足于修补和改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背后的竞争模型……为了尝试理解处于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我们不能撇开垄断或者将它仅仅作为一个修饰性的因素引进来；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分析工作的正中心。（巴兰与斯威齐，1966，第5—6 页）
抛弃马克思的“竞争模型”肯定会导致抛弃价值规律巴兰与斯威齐对此有充分的准备，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问题在于，我们一旦撤销了这条规律—它是马克思的分析的要害—就不能不严肃地质疑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所有范畴。这些范畴毕竟是以关系性的方式来界定的，所以我们倘若不想扰乱其他所有范畴，就无法改变任何一个范畴，也无法魔术般地把它从分析中清扫出去。①
第5章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变化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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