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与组织上较高程度的分散如影随形的是本地化的垄断权力以及各式各样的摩擦和障碍，这些摩擦和障碍妨碍了真正的竞争，阻止了价格和利润的平均化。①作为创业先锋的资本家的优势—他们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传奇人物—恰好在于他们能够在所有这些障碍面前引人注目地保持资本积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障碍还包括他们自己的组织方式。鉴于总体的事态，即使技术的转移和资本的运动相当引人注目，竞争也不具有，而且不可能具有完全性，无论这种完全性是用哪种标准来衡量的。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一般把资本主义历史的这个时期叫作“古典的竞争阶段”？
答案多半是资产阶级思想将“公司”理想化了，而且这种思想在塑造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时扮演了霸权的角色。对企业家的想象是亚当·斯密和当代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共有的：企业家追逐的是自己个人的私利，却又在市场中受到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因而增进了社会的总体福利。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尤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公司理想化了，还将小规模的企业物神化（fetishizes）了—这些企业在市场中缺乏任何程度的垄断力量，从而被当成了一种理想的主体，仿佛由此就能达到竞争性的均衡。小规模的组织与竞争性之间就这样产生了一种毫无
第5章－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变化的组织
① 钱德勒（Chandler)(1962，第3页)写道：“公司在本地购买原材料和成品1²。它们如果是为了离工厂超过几英里的市场来制造产品的，就会通过代销商来做买卖，而这些代销商还要处理另外几家公司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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