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的联系。
马克思没有被这种想象欺骗。我们也不应该被欺骗。在资本主义的所谓“竞争”阶段，公司实际上相对较小，价值规律的运行并不完善，资本运动的规律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觉察到。因此，19世纪40年代的问题是完善竞争，强化价值规律的运行，并通过继续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维持积累。流通和迁移所面临的障碍必须被克服，地方性的垄断也必须通过空间整合来消除。交易成本必须大大减少，信息收集和信息传播的机制必须改善，为货币支付、资本流动等事务提供方便的制度结构也必须被创造出来。人们必须为所有这些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这里的讽刺在于，在给这些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时，传统的、小规模的公司组织在资产阶级理论中被理想化为竞争性的楷模是最严峻的障碍之一。传统的公司组织必须被克服，以便在交换和牟取利润时使竞争更加完善。
由于运输、通信和银行技术的巨大改进，竞争所面临的障碍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然而，我们在这几个部门都目睹了大规模的、准垄断的组织形式，这些形式从19世纪的标准来看具有相当庞大的市场权力。铁路尤其为现代公司的组织形式提供了牙床。19世纪末发生的“组织革命”它的顶点是托拉斯和卡特尔的出现—用现代的商业企业取代了家族式的商业企业，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一种与竞争所面临的所有这些障碍相抗衡的尝试。按照钱德勒的说法（Chandler），这种取代的出现意味着“行政的协调比市场机制的协调更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成本的下降和利润的增加”。新的组织形式有许多优势：
资本的限度
145
248
如果把单位之间的交易变得程序化，就可以降低这些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