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并不是说竞争可以在寡占时完善地运行。实际上，许多问题集中体现在了一些联动关系中，比如金融机构与产业公司之间、控股公司的剧增与庞大的金融集团（后者往往不太关注日常管理的细节）之间的联动关系。竞争过程不论是何种类型总是很容易由于过度集中而受到损害。相关经济角色的规模、分量和权力本身都意味着我们越来越难以确定资本主义组织形式是否会趋近均衡状态，从而是否会确保价格和利润的平均化以及资本积累的延续。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国家在生产领域和交换领域中的参与，通过组织安排来维持竞争过程的问题就会变得尤为尖锐。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国家的各种直接干预，而不是把国家作为私有财产权、契约等事务的保护者，也不是把国家作为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管理者”（通过在医保、教育、福利服务等方面的投资)。虽然国家干预主义这个大问题实在太过复杂，这里无法进行彻底的讨论，但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识别出一些相互抗衡的集中与分散的倾向，它们既是在国家机器内部表达的，又是通过国家机器来表达的。
一方面，我们看到国家试图调节资本主义组织形式（通过一组为防止垄断而设计的法律)，或者在自身内部产生出分散的行政安排，以此来防止资本的过度集中。在美国，联邦主义的政治结构和行政结构以及银行业的组织都为高度分散的组织安排提供了出色的例子这些安排是通过国家这个代理人本身来维持的。
第5章一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变化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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