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值得仔细研究。在这里谈到它们是为了从一般的理论角度来考察这几种组织安排在何种程度上有可能与马克思所界定的价值规律的运行相一致。至少从表面上看，政府的活动与对竞争性的交换过程的维持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种过程中看到了价值规律的运行—仿佛关系甚微，或者毫无关系。与垄断资本主义或金融资本主义相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人们有时这样称呼它—仿佛更是在根本上与价值规律的运行相对抗。①
我们可以聚焦于资本在规训国家时有可能借助的机制，由此降低上述问题的复杂性。不幸的是，这并没有解决所有困难，只是指出了一条道路，我们沿着它就可以从一个仿佛很严重的理论僵局中脱身。
我们可以认为，对国家的政治控制是按照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来进行的。这个观点国家是“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圈子并不陌生。虽然这样一种观念往往包含了一些真理，但我们在这里不必提到它，因为还有另一些力量在发挥作用，它们同样可以很好地有助于按照资本的要求来规训国家—这里当然要假定资本主义的基本法律安排和制度安排得到了维持。这些力量主要是财政的。首先，税收本身——它们构成了国家活动的命脉—就是剩余价值或可变资本中的一块。国家拿走的份额不能超过剩余价值或可变资本的某个“均衡份额”，否则就会在根本上扰乱资本流通背后的分配安排。我们在这里当然应该注意到，由于生产与消费在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当中绝不可能达到均衡，所以凯恩斯主义政策特有的目标就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凯恩斯主义政策越是使生产与消费成功地在长期达到了均衡，就越会威胁到在资本主义当中处于核心的社会分配关系。一旦公共政策被迫转过头去维护那些社会分配关系，使生产与消费达到均衡的能力就立刻减退了。
第5章一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变化的组织
① 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近些年来集中讨论的主题。这是一场多边的辩论，不可能用短小的篇幅来概括。法恩与哈里斯（1979)、霍洛韦（Holloway）与皮乔托(Picciotto)(1978)和赖特(Wright)(1978)都提供了有趣的视角和概述。我在这里的论述中引入国家的方式表明了我对霍洛韦与皮乔托所提倡的思路有一定的赞同。他们仔细考察了国家形式同生产形式和社会关系的形式后两者是通过资本积累的矛盾过程来表达的之间的必然联系，从中构造并论证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国家理论。我认为这条思路如果从中剥掉可能很枯燥的逻辑形式主义可以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之下的国家的许多方面提供很大的帮助。至于它是否能带我们一路走向完整的国家理论，那是另一个问题，我在这个关头还不准备予以思考。我将在这部著作结尾的评论中回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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