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主宰。
不过，说价值规律正在完善并不是说我们正在走进一个资本主义的和谐的纪元。远非如此。价值规律包含了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按照它的运作来塑造的组织安排本身也无法避免矛盾。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了组织上的长期的不稳定倾向。①
对生产和交换的一切方面加以控制的驱动倾向于制造出过度集中的资本—在私人部门中和国家中都是如此——而这对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延续的确是一大威胁。倘若补偿性的、导致分散的力量很难发动，体系就会停滞，会陷入泥沼，会被它自身组织结构的沉重和复杂所俘虏。反之，过度分散以及市场的偶然性和任意性可能会制造出极其不确定的气候，在生产与实现之间制造过多的缺口，因而为了予以补偿，又必须走向集中。这两种对立的倾向之间的均衡点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它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在偶然中达到，而且没有什么机制可以防止资本主义的对抗关系迫使组织结构失去均衡。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危机所起到的建设性的作用不仅是强制推行狭义的新技术，而且是塑造新的组织结构，使它们更加符合价值规律，因为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进行的资本积累可以在它们所提供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然而，我们将在第7章回到这个问题。
这一切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讽刺。价值规律是社会的产物。为它提供根基的社会关系无非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可是价值规律本身引发了一长串组织转型，而要完成这些转型，就必须同时转化阶级关系。从资本所有者那里分离出来、区分出来的“管理者阶级”的兴起，用于干预和调节的政府结构的兴起，劳动分工愈发森严的等级秩序的兴起，公司的和政府的官僚主义的出现—所有这些都掩盖了价值规律本身背后资本与劳动的简单关系。①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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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希法亭（1970版）非常清楚地看到，寡占、卡特尔等组织形式所造成的影响会扭曲生产价格，这种扭曲比其他组织形式所带来的扭曲更为严重；因此，垄断倾向于加深不稳定性，而不是纠正这个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