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国家调节的需要既不是从中央银行开始的，也不会到中央银行为止。一旦货币资本家未能调节自己的剩余，国家就必须介入进来，消除一些最坏的滥用股票交易的形式(“股票掺水”和其他种类的欺诈)，货币资本的供给所遇到的障碍也可以通过国家对存款和储蓄的保证来移除。出于经济的或社会的理由，国家可能还会觉得有必要刺激某些种类的信用流动（出于这个理由，住房金融通常会作为一种特别的信用市场被放到一边)。国家甚至有可能设立一些有特别目的的信用机构（针对农业信用、萧条地区的发展规划、小企业贷款、学生贷款等等）。因此，信用体系是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
在许多方面，我们都可以认为这些国家干预是可选的、或然的，因为它们取决于货币资本家的自行调节是成功还是失败，或者取决于阶级斗争的总体状况—这种阶级斗争是通过国家机器、在国家机器内部表达的。倘若否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具有强烈的、压倒性的政治内容，那同样是愚蠢的。但我们也有必要认识到，国家绝不可能摆脱它的一般责任，即调节；由于资本主义的相互矛盾的力量内化到了信用体系本身当中，而且在其中加深了，所以制度化的国家干预是一种无可
第9章货币信用和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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