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统一在银行体系内部，中央银行则在民族国家内部成为了至高的调节权力。实际发生的事情是：信用体系所提供的手段会按照阶级的需要来规训个别资本家乃至资本的整个派系。但必须有人对调节者加以调节。中央银行企图履行这项职能。但由于这些调节权力落在了资本的一个特定派系手中，所以它们几乎必定会遭到歪曲和损害。这直接将我们引向了国家在货币和金融事务中的参与这个大问题。
(4)国家制度
现代信用体系一般会展示出私人活动与国家活动的高度整合，而国家机器的一个分支现在完全致力于直接或间接地管理信用体系。我们不难讲清楚这样一种高度的国家参与有哪些原因。
资本积累要求生息的货币资本可以自由地、不受拘束地、持续地流动。这种流动在过度投机、扭曲和其他一切“颠倒错乱的形式”—信用体系会无可避免地把它们孕育出来面前也必须得到维持。某种调节显然是需要的，否则生息资本的流通在进展时就无法摆脱严重的、慢性而长期的干扰。货币资本家—银行家和金融家——对自身加以调节的能力（不论他们多么敏锐地洞察到了自己对整个资本家阶级负有的责任）严格地受制于他们相互竞争的立场和他们对派系的效忠，而派系位于资本家阶级关系的内部结构中。一种有限的调节可以在垄断竞争时出现（例如，英国的“五大”银行1直到最近都在自行调节方面干得非常出色)，但是稳固的调节力量必须立足于垄断，后者又肯定必须服从国家的调节。因此，中央银行不仅是现代信用体系的枢纽，而且是国家机器控制权的一个中心。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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