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这一切有何种可能，马克思都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确定的印象：不论是单独来看还是放到一起来看，这一连串混杂的起反作用的情况都无法成功地抵消利润率下降的长期倾向。它们至多只是拖延了无可避免的事件。所以，他可以将自己的论述坚持到底，得出最后的结论：
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用暴力消灭资本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32（《大纲》，第749—750页）
表面上，马克思做到了一箭双雕。就利润率为什么必然下降而言，他对政治经济学家进行了纠正；同时他又勾勒了一个模型，其中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在“现象世界”中的具体表现。不幸的是，他的论述是不完整的，也根本没有得到严格的说明。尽管恩格斯通过自己的编辑使这番论述获得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形态，但这份文本还是受困于各式各样的含混。
因此，马克思对这条规律的解释和使用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成了一场庞大而持久的论战的焦点，同时也在资产阶级的地盘上遭到了大量蔑视（鉴于这条规律所描述的内容，这种蔑视很难令人惊讶）。人们从诸多立场（包括理论的、历史的、经验的立场）研究了这条规律，仔细考察了它的政治影响，并以相当不同的方式对它进行了解释。我不会尝试去概述这场论战或它的展开方式，因为想要这样做的人可以用关于这个主题的无数文章来尽情款待自己。①但我显然需要对这个模型——马克思的第三个积累模型——做一些评价。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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