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切假定了纸币可以自由地兑换为贵金属。马克思并没有考察另一种情况：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不可兑换的纸币。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在20世纪已经成了常规——事情就显得非常不同了。我们必须确定我们关于金融体系与货币体系的冲突所要讨论的是根本性的差别，还是单纯的表现形式的变化。我们可以一步步接近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其他货币无法兑换成黄金的条件下，规训信用体系和虚拟资本的重担就落到了中央银行身上。通过提升利率，中央银行可以“如俗话所说，把螺丝拧紧”，即增加信用货币转变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所需的成本，从而给投机狂热降温，抑制虚拟资本的创造25（《资本论》第3卷，第543页）。通过明智的管理以及对利率和准备金率的操纵，强有力的货币管理局可以期望避免商品的价值丧失，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的货币的品质，使它可以“真实地”反映社会劳动的价值。这意味着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应该与整个经济体的价值生产率增长相匹配。中央货币管理局的这种政策立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成了常规，因为人们当时盲目地捍卫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却导致了极其惨重的商品价值丧失，连资本主义的存活本身都岌岌可危了。
马克思会主张这样一种政策立场是建立在幻觉上面的。首先，中央银行无法将自己从世界贸易中完全孤立出来，也无法切断自己与某种国际货币体系的联系：它的自主会被它在外汇交易中的地位所限制。倘若中央银行主动藐视国际货币体系的规则，该国的货币可能最终就会在其他国家的货币面前丧失价值。在货币等级制的国际层次上，“把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观念并不愿意死去”[见前面第250页（边码)]。一国的货币与国际货币之间的关系制约了一切中央银行的权力。倘若没有清晰地界定世界货币自1973年以来就是如此国际货币体系本身就会陷入危机。
立的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它的妙处之一。24(《资本论》第3卷，第516页)
第10章金融资本及其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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